煤老板們不是神，也不是魔鬼。盡管從今天的實際情況來看，這是一群對己對人，對社會對國家都是損害遠大于貢獻而不招人喜歡的一個特殊群體，是一個將來在歷史上注定會留下負面影響的時代概念，但實事求是說，所有的譴責和謾罵不能只朝向他們，他們只不過是一群替罪羊，是上帝不小心造出來的一眾孫小猴子，是我們的政府沒有前瞻性的理性和沒有科學規劃的體制所孕育培植出來的一個怪胎而已。
《老蘇》和《小經歷》（見《天下農人》，魯順民著，花城出版社，2015年9月）是魯順民先生為數不多的描寫山西煤老板的兩篇紀實之作。兩篇文章寫的是同一個人，即曾是嵐縣首富的老蘇，前者是作者眼里的老蘇，后一篇是作者整理后的老蘇口述實錄。二者其實可以當做同一篇文章的上下兩篇來讀。
按作者的說法，“老蘇是一個煤老板，是那種在山西各縣都能找到的煤老板……他的經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至少山西農民企業家在1979年之后30年走過的人生之路”（第40頁，同上）。譬如，老蘇和大多數煤老板一樣，都是在1980年代國家“有水快流”的政策鼓勵支持下，聯合村里一些人一起大膽走上了挖煤賣煤的道路；在起步的時候也都是只籌集到幾千元錢，而后靠幾萬元的貸款就大干起來；在經營過程中，同樣是是歷經坎坷，受盡磨難：煤炭形勢不好的時候，他不得不到處躲債，以至于好幾個春節都不敢在家中過。而他掙了大把的錢的時候，一些過去的左鄰右舍、親朋好友和政府就不斷地向他伸手，向他索取，他也不得不屈身于那些已退或未退的官員護翼之下，“在辦公室看到許多工作人員，不是這個局退下來的局長，就是那個鄉鎮退下來的書記，就連給他開車的師傅，都是若干年前縣委書記的司機” ；企業有了利潤，他也像其他煤老板那樣，會慷慨地拿出其中一部分，給村里打水井、修公路、植樹造林……就連他們最后的身份變更也都是大同小異、如出一轍，先是優秀企業家，而后就是當地政協委員、黨風廉潔監督員……
就是這么一個雖吃盡百般苦頭，后來表面上總還是風光無限的人，最后卻在63歲時死于癌癥，無聲無息地離開了這個世界——其實，早在十幾年前，老蘇就在醫院檢查出了糖尿病，他說：“10年中間，掙了一些錢，也掙了一身病，進入2000年，就住了兩回醫院。什么病？糖尿病。血糖高出數值幾倍，兇險不兇險！現在每年春夏都得住半個月醫院，不然堅持不下來，日日打胰島素。”
老實說，看到老蘇這樣一種人生結局的時候，我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樣，很不是滋味。這讓我想起了老蘇身處其中的那個煤老板的特殊群體。不說他們那種幾乎一模一樣的慘痛經歷，單就最終歸宿那刻而言，竟都是一場相似的令人扼腕的悲劇。前半生拼死拼活用健康換錢，后半生身體過早透支，用錢來換取健康。仔細想想，過度的心力交瘁和煤礦上污濁不堪的空氣，實際上早就給他們的生命提前劃上了句號。1991年夏天，我曾以《山西青年報》特約記者的身份到臨汾市河底鄉一礦和二礦蹲點調查，當年接待過我的趙、張兩個礦長后來也都是死于癌癥，其年齡都只有50多歲，而另一個姓楊的副礦長則由于長年累月地在礦下勞作，年僅48歲就在癌魔的侵蝕下，過早地離開了人間。
表面上來看，老蘇他們這一類煤老板的人生結局，相對而言還算是不錯的，畢竟也算得上是“功德圓滿”“壽終正寢”了。作為煤老板的另外兩類可能就更悲催了。一類是因開辦煤礦賠了大錢，或者是遇上死傷事故，弄得傾家蕩產、妻離子散，要么是逃之夭夭，四處躲避；要么是心生絕望，一死了之。還有一類是煤礦做大了，想用資本綁架政治，給自己尋找更大的舞臺，于是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禍國殃民，無惡不作，以至于最后只能是鋃鐺入獄，鐵窗悔罪。這一類人臭名遠揚，可能更廣為大家所熟知，比如原山西金業煤焦集團公司董事長張新明、原山西聯盛集團董事局主席邢利斌、原山西大土河焦化公司董事長賈廷亮、原山西中陽鋼鐵公司董事長袁玉珠、原山西離柳焦煤集團董事長邸存喜，等等。在這兩年山西官場塌方式的腐敗窩案中，這一類煤老板的影子幾乎是無處不在。山西省省省長李小鵬就曾對外公開宣稱：山西很多腐敗案件背后都出現了煤老板，都涉及煤炭資源交易。
煤老板們不僅僅是由于經營煤業毀壞了自己的身體和可能熠熠發光的前途，而且更糟糕的是他們近乎瘋狂的掠奪式開采，浪費了大量的國家資源，污染了山西的自然環境，破壞了山西的生態平衡。
早在1990年代初期，我下鄉去搞小煤窯調查時，時任《山西煤炭報》副刊部主任的李侖先生就曾經給過我一份山西省煤管局發給媒體單位的公開資料：根據山西省煤管局的綜合分析，山西鄉村煤礦采區回收率只有15%-20%，如果按1990年生產11555萬噸計算，全年共動用734億噸工業儲量，也就是說，每采1噸煤，就要丟失毀壞近65噸的煤資源，相當于縮短了礦井壽命的3/4。全省鄉村煤礦經批準的儲量達277億噸，倘按1990年115億噸生產規模，按采煤區回收率達50%計，可供開采120年；如果按當時平均15%計，只能開采36年，服務年限整整要縮短84年！
這還說的是辦了正規手續的鄉村煤礦，可想而知，那些偷著干的小黑窯又是怎樣肆無忌憚地在毀壞著國家的資源！1985年以前，由于各種體制的不健全，中央在號召大力發展個體、鄉鎮企業時，曾提出“有水快流”的口號，犯了操之過急的毛病，不少人便適時地把發財致富的眼光盯在了煤炭資源的挖掘上。那時尚沒有制訂出《資源法》以及有關的管理條例，開窯口縣里審批即可，更糟的是縣一級管理也不成系統，膽大、沒資金、沒設備的人連必要的手續都不履行，便甩開膀子大干起來。加上山西很多地方，煤層淺，煤質好，見效快，于是一場無秩序、無計劃、哄搶煤資源的大戰就在山西各煤區拉開了序幕。只1985-1987年兩年間，山西各地各種“三無”小煤窯就達1萬多個。
